三十年的情愫

作者:高级管理员 发布日期:2012-05-29

张应强1983年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,1990年在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获硕士学位,1998年至2003年在职攻读中山大学历史系明清社会经济史方向博士学位,师从陈春声先生和刘志伟先生。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992年至今执教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,人类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人类学教研室主任。

 

寻访前奏

始终微笑着的张应强老师,是张老师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。在课堂上,在校道上,每次遇到张老师,映入眼帘的必先是他那浅浅的微笑和儒雅的举止。得知本次系友采访要采访张老师,倒着实让我们几个激动了一番。在资料的初步整理之后,我们终于踏上了系友寻访之路。爽快的应约和亲切地接待,也让我们与张老师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一层。于是在马丁堂这个充满着神秘的地方,我们倾听了一位孜孜不倦的师长与母校三十年盘根错节的深深情愫。

 

系友采访

 

    我与母校一见钟情 

谈起对母校的情缘,张老师带我们回忆起高考时的情景。张老师生长在金山县,高中时离开自己的家乡,在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学习。刚好那一年是由两年高考过渡到三年,当时在校的学生有两个班是两年制,四个班是三年制。张老师所在的班级是毕节地区的各个县的生源合成的一个班。高考填志愿的时候,也没有什么详细的高校信息,基本上就是高校张贴的招生简章,然后带到中学去。当时见到的第一个招生海报就是中大的,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而且当时高考时,父亲也不在身边,也没什么主意,后来是父亲的几个在机关工作的朋友给自己做了点工作。再加上贵州当时的气候是非常冷的,经常有冻雨,冰雪。所以家长们就希望能去南方的学校,可以暖和一点。后来又听了学校老师对试题的讲解,大致估了一个分数。当时南方的学校,川大,武大,中大,文科的分数都是差不多的,这样许多机缘巧合,最终促成了和中大的结缘。第一志愿选择的民族学,当时也并不知晓民族学,只是父亲的一个朋友刚刚参加了一个政协会议,说是费先生就是社会学,民族学的,人类学又刚好在贵州招生,这样就定了下来。其实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的功利因素,况且也没有关于就业,地域信息之类的,像现在这样的观念。这样,八月份的时候就被录取了。

 

往事婆娑历历在目

走进马丁堂,踏入人类学。当年的大学生活仍让张老师记忆犹新。刚入学的时候,师兄师姐分外照顾,因为他们是人类学的第二届学生。整个学系当时也就七十来个本科生,大家混的也就很熟,包括后来的85级。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人类学也是没有什么概念,就是上课,用的教材也都是老师自己编的讲义。但是当时的一批老教授,比如梁钊韬先生,陈启新先生,他们讲授的专业课,总是会给这群学生带来很特别的感觉。当时也没有什么专业方面的书,基本上一个是看讲义,再者就是老师的文章,还有就是当时订了好多的期刊。当时梁先生的一个思想就是,人类学特别是民族学有两个轮子,一个是中国史,一个是世界史,没有这两个轮子,这部车就无法行驶。所以当时就有特别多的历史课,而且是和历史系的学生一起上的,当时就感觉特别辛苦,但是也会感觉特别踏实,因为他们可以和很多的老师交流。

张老师又谈到历史人类学的源流,人类学复办之初的时候,就是从历史系剥离出来的,考古的几个老师,民族学或者民族史的老师也是如此,同时调来了几个外来的老师,就组成了最初的人类学系。所以后来中大人类学系就有很强的历史学传统。

大学的闲暇生活,充斥着的是集体舞和交谊舞。这些也都是师兄师姐们带着他们,在那样的一个小群体里就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一种亲情。还有就是当时北方来的同学大多不能适应南方的气候,夏季特别热,也没有风扇,冬季又很湿寒,对北方同学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。

第一批博士点的荣耀,当时带给他们的就是很强的自豪感,因为当时整个中大总共也只有十四五个第一批博士点。特别是当时的老师对学科具有很强的认同感,上课就会带给大家很强的自信心和感染力。当时的课室是在马丁堂,那种浓厚的人文气息也就很轻易地渗透到每个学生之间。当时没有足够的参考资料,所以和老师之间接触性的讨论也就很平常,学术氛围也就很浓厚。

社团生活,也是另一番精彩。当时的文史哲在全国来说,地位还是蛮高的,所以组建的社团也多以这种形式的。大一下学期参加的南方文学社,在八十时代那个文学梦的时代,这些还是非常令人向往的。当时每个周末英东体育馆那边就会有露天电影放映,也是他们重要的娱乐空间。当时班级的同学会一起跑步,围着校园跑,基本上当时整个班的同学都会经常跑步。

同学关系,分外精彩。当时的男生女生之间也还是有一定距离的,总会让他们觉得女生很刻苦,让男生总会有些仰望的感觉。当时人类学系的学生经常会担任学校的学生会主席,也让其他学院的学生觉得很夸张,因为七十多人的人类学系竟会走出那么多的校会主席。当时的人类学系的学生还是非常活跃,也是蛮有能耐的。

 

学术道路历经彷徨

学术之路,满是彷徨与坎坷。最初的学术的感觉是来源于大三的实习,五月份去了粤北乳源的一个瑶寨,在那里的五十多天,积累了最初的学术热情。当时他们带着自己的被子,行李,包括水桶之类的生活用具,男生就住在学校的一个教室里,把课桌拼起来铺生稻草,在把被褥铺上,就那样大家住在一起,朝夕相处。女生住在当地的一个招待所,算是特殊待遇了,但是最恐怖的是他们住的地方下面是猪圈,老鼠也会经常在蚊帐外面乱跑。所以女生当时还是蛮不适应的。在那边长时间的做调查,生活也比较简单,每天都是跑到瑶寨去做调查。或者去较远的地方就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天。

日成系统的调查方法。虽然人类学系刚刚复办,但是当时的老师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培养方法,教授大家一些工具性的方法。开始两三周就是做语言调查,大家记音,还是很辛苦的。接着是社会文化调查,每天出去,晚上整理资料,老师再对大家的资料作一番批改。就这样的一个过程,他们当时学到的也就成了后来人类学系学生的田野调查。但是现在的调查就会突出一些专题,不会面面俱到。和当时的那种所谓全面的,整体的,长时期的调查还是很不一样的。最初的调查报告,说不上学术感觉,就是和老师讨论,同时模仿前人的文章,最后弄出自己的学术报告。

考研也是一种偶然的机缘。有一次在系里遇到了梁先生,梁先生就问到:“你是贵州的吧,贵州当时有很多老师,在抗战的时候,他们也做过一些研究,你对那些东西有没有兴趣啊?”梁先生的这一问,可能也是一种偶然,后来接到了中南民族大学,以前叫中南民族学院。当时吴泽民先生在那里,当然也跟陈国君先生,他们在贵州的苗族做了很多的调查,张老师也是苗族,就想到去读吴先生的研究生。后来梁先生身体不好,同学们就轮流去医院看护,轮到张老师的那次,他说出自己想读吴先生的研究生,梁先生觉得很好,就决定了。后来就跟了吴先生,当时八十岁高龄的吴先生,还是在跟研究生上课。后来就回到贵州去做调查,当时去的是麻山地区,也是一个苗族的聚居区,特别是当地的一些巫术之类的,就成了张老师硕士的课题。

不断积累着的学术知识。在中南民大的那几年,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学术活动。吴先生生日的时候,有很多学者去参加,期间参与了许多的学术讨论会议,也开始很努力地学习学术。三年毕业之后,遵从吴先生的建议,就留校任教。然后去湘西怀化地区的芷江县,做了一年艰苦的调查,但收效甚微。一年锻炼之后,回学校任教两年。

 

再聚中大不解之缘

重聚母校,情深依依。在中南民大的任教两年后,对当时的学术环境有些难以接受,为了求取更多的学术交流,再加上恩师吴先生的逝世,张老师最终决定重回母校。

1992年,重回人类学系,授课《民族史》,学术之路重上正轨。参与到学科的一些集体的课题研究,包括珠三角的都市化的研究,就开始到珠三角地区做调查。做了几年之后,越发觉得自己的学识不够,很多问题也做得不够深入,做出的调查报告和论文都比较轻飘,难以落到实处。在经历过一番思索,加上那几年做调查的困惑与积累,就决定去考取中大历史系明清社会经济史方向的博士。

在读博士的时候,接触到更多的老师和研究团队,这个团队后来就成了华南学术研究团队。跟着团队读书,作田野。这次的田野让让张老师对田野有了一种新的体会。张老师的学术之路也在此之后越走越远。


学科建设愈挫愈强

三十年发展的过程,1981年,杨先生复办这个系的时候,基础做得比较好,很多理念得以传承下来,虽然现在有了一些办学的调整,但是这些调整也都不是完全的脱离这些基本理念的。这其中好多传统已成为学术届的口碑,实习和哪些项目。

波折年代,步履维艰。九十年代初当张老师回到人类学系的时候,正处改革开放时期,那时候很多的的教师下海经商,出去的很多。再加上当时老师的待遇不是很好。人才的这样一种流失便成了普遍的现象,但是后果很严重。考古的话,这批老教师陆陆续续的退了,基本上就没什么老师了。人类学,这边其实也是很困难的,由于历史的原因,教师资源本来就不多,但是老师们之间的矛盾疙瘩好像解不开,那些年人类学系还是蛮危险的,根本谈不上发展。其实经历过这一段,对张老师这群年轻人来说是很痛苦的,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在哪里。但是黄校长他们来了之后,老书记第一个走访的的就是人类学系,讲了“三个挽救”——挽救这个学科,挽救这个系, 挽救这支队伍。“这是中大的一个特色学科,本身有传统,学界也有口碑,谁想把它删掉就删掉啊。”讲到这些,张老师激动地说。“曾经有一段时间,老师的开课都受影响,那个时候考古只剩下三个老师,非常困难,非常困难。”

山重水复,柳暗花明。过了这一段艰难之后,学校开始足够重视,大家也开始努力发展。陆续有新的年轻老师的加入,人类学系走上正轨。在黄校长来了之后,变成现在的这个队伍,作为一个学术团队,在学界享有重要地位。这样的一个团队的组合,对学生是最好的,差不多每个老师都有着自己擅长的那一块。也可以说这个学科以及有了一个脉络,这也是它最好的一个方面。学生们能够去学习不同的方面的好多好的东西,人类学系的同学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好东西,这也符合人类学的基本观念,跟每个老师学到一点东西,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

 

谆谆教导殷切期望

“现在的大学生非常不一样了”。张学生在谈到当代大学生和当时大学生时这样说,“资讯那么发达,大家可以接触信息的渠道那么多,可以有更多的自己选择。那样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会对你有影响,但是最后有一个,就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信息辨识能力,这个对我们将来的发展都会很有影响。这个我觉得是同学们,现在学的专业和将来从事的职业,都会面临的问题。我们那时候问题就比较少,那时候虽然没几本书,但大家都在读书,现在书太多,不知道怎么读了,有时候更多的变成了浏览。还有,书太多了,辨别就没那么容易。那时我们还真的相信有的时候,读到的一本书会影响一辈子,但是我觉得现在恐怕没有了,因为太多的书了,这个应该不是同学的原因,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原因吧。到现在,其实有很大的几个好处,一是整体的这个素质,和对信息处理能力比那时候要强很多,不然怎么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吗?”

最后张老师说出了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,“现在是人类学发展多样性的,最好的一个时期,希望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学习,能够获得最大的收获。”

在随后的时间里,张老师亲切的和我们合影留念,并且亲切的把自己大学时的旧照片拿出来,与我们共同分享。他那嘴角浅浅地微笑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这个小队每一个人心中。在马丁堂这个神秘的地方,继续流淌着这位师长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。

 

 

  寻访感悟

系友寻访的一路上,我们收获的不仅是人类学系三十年的沧桑,而且更多的,我们感动与师长那对母校的深深眷恋之情,他每时每刻流露出的对人类学炙热的感情,对学科建设困难重重时的辛酸,对重现辉煌,愈挫愈强时的激动,以及对学子们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,无时无刻不感染着我们,激励着我们。

如今我们正处在人类学系发展多样性的,最好的一个时期,愿我们都能够获得最大的收获。把师长们对人类学的这份炙热传递给更多的后来者,让人类学在这片南国的乐土里结出更灿烂的果实。

(执笔人:杨勋;资料收集与整理:冷雪卉 丁梦迪 陈达理 蒋锐 杨勋)